aifenlezhuancy徐小平：要为创业者拆除“三知障碍”
引导语：但如果中国真的要走向世界前沿，中国创业者如果真的要缔造世界级的公司，我们就不仅仅要有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追求，对金钱与成功的追求，我们更应该要有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悲悯和担忧，要有对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乃至浩瀚宇宙中的位置更加深邃和超前的思考。
我前两天去上海出差，深夜抵达机场。在过去我需要请朋友、找熟人开车来接机，但现在下飞机以后叫个易到专车，马上就可以联系到附近的司机。网约专车的创新，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清晨在上海街头，我看到六七辆黄色的 ofo 自行车，还有几辆红色的 MoBike 自行车。这两家公司都在短短一年内从无到有，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出行，而它们的估值都达到了几亿美金。在上海这一个城市就投放了无数辆自行车。真格也参与投资了 ofo，我相信明年满大街都能看到他们的黄色单车，成为城市独特的一景。
如此年轻的公司已经在改变上海人的交通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眼前所谓“资本寒冬”中激动人心的故事。
创业创新及其催生的新经济崛起，正在中国形成一股崭新而丰厚的改革开放红利，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量。尽管对于新商业模式和新现象的政策监管出现过一些纠结和调整，但创业创新的实践总体上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全力拥抱，在未来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飞越。
与发达经济巨大的差异：这个时代中国年轻人特有的机会
创业创新对中国社会有什么意义?我想从中美高校创业创新对比来说明问题。
有学者对斯坦福、MIT、清华这三所学校的经济影响力进行了衡量与对比。如果把大学校友所创立公司的年收入都加起来，测算显示：斯坦福校友每年创造 2.7 万亿美金的收入，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MIT 每年创造 1.8 万亿美金的收入，相当于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清华大学每年创造 500 亿美金的收入，相当于全球第七十大经济体。2016 年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是加拿大，第十一大经济体是韩国。第七十大经济体是哪个国家呢?危地马拉!一听就是很危险的地方。
清华大学是美国公认的高校排行榜里全球排名第一的工程类大学。但是学生老师创办的企业所创造的经济影响力，和斯坦福、MIT 比起来，竟然相差着六十个国家。这个差距是和中国的经济体量不相匹配的，也是和中国的教育水平不相符的。尽管这个统计结果可以争议，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创业创新实际蕴含着巨大的爆发力。如果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能够达到 MIT、斯坦福的水平，相当于中国经济长出了一个韩国和加拿大，这里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斯坦福，MIT 是如此。普林斯顿，哈佛的毕业生也不差。哈佛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创造了微软，市值加起来近 8000 亿美元;普林斯顿的贝索斯创造了亚马逊，市值 4000 亿，这些公司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
而我们反观国内的顶尖大学，清华最有名的创业者是张朝阳，北大出了个李彦宏，当然还出了个俞敏洪，以及真格基金。复旦有郭广昌、陈天桥，上海交大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公司。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创业者，但从企业的高科技创新力和全球影响力的角度来看，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有人说我们还是有腾讯、阿里这种世界级的大公司。不错，但看看这些公司的境外用户和收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这说明中国公司离征服世界还有距离。但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所在，我的信心和激情都来自于此：我相信我们跟发达经济体有多大差异，我们就有多少潜力;中国创业者有多少激情和梦想，中国就有多大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未来。巨大的梦想和机会，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和巨大的市场空间，这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年轻人特有的机会。
要为创业者拆除“三知障碍”
要充分地释放中国创业者的激情，激发他们的想像力和能力，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创业创新环境，必须要继续拆除一些障碍，我总结为“三知障碍”。
第一是认知障碍，是指对创造财富以及创业者的态度。最近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演讲，批评这是一个人人只想着挣钱的时代。其实，追求财富与追求道德并不冲突。创造财富实际就是承担社会责任的最佳途径之一。除了坑蒙拐骗与贪腐，金钱是社会对创造价值者的激励和回馈。
一个创业者或企业家，只有当他创造了社会价值，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和产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给社会文明带来进步，他才有可能获得财富。所以，与其说人人都在想着挣钱，不如说，这是一个人人都在梦想创造价值的时代。
如果一个科学家，把他的科技成果变成抗癌药或机器人，成为亿万富翁，有什么不好的呢?但另一种观点可能批评这种人不务正业，不搞学术而去从商，他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学者。商人比学者难道就低人一等吗?新东方成功之后，我太太跟我说：去北大搞个教授头衔吧。我说：我是新东方老师，这个头衔足够了!
对商业的鄙视、对金钱的误解，对民营私企这些改革开放新事物的低看，在人们内心深处，在潜意识里面，还在阻挡我们放开想象的翅膀，这是无形的价值观枷锁，是阻挡中国创业创新事业的认知障碍。
第二点，我称之为行知障碍，也就是创业者的执行能力。怎么找合伙人、怎么谈股份、怎么做营销、怎么建品牌……万一一个合伙人不合作，你怎么解决他，员工不努力你怎么激励他?这些事情听起来难，做起来更难。真格基金投资了很多公司，见过了太多因为行知能力不足而失败的悲壮故事。
一个想法变成一项技术再变成一个产品是个漫长的过程，有些科技人才可能掌握了技术，但是没有对于商业、金融、营销、公关的知识以及对于人性敏锐的观察力，离成功的距离仍然遥远。这就是真格基金存在的意义，我们与青年创业者分享丰富的经验，为他们指出前进路上的陷阱，指明迷路时的方向。
最后一点是政"知"，其实也就是政府政策的大环境。1996 年我回国创业时，中国刚开始进入深度的改革开放，但对创业者来说仍然有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当时有个新闻是某地的科技工作人员业余时间做项目赚了几万元人民币，被抓起来判了几年刑。我们当时听到之后心情低落，想不通一个人用智慧才华换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什么错?还有比如进行工商注册：以前要求多个人一起才能注册公司，不允许一个人注册，而且要求有注册资本。但是我没钱才创业啊，有钱我不就去做投资了，对吧。如果我要去借钱，也不行，属于虚假注资……
创业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政府在创业政策上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鼓励和便利创业者，这也是我作为投资人所观察到的情况。我们的创业政策环境越来越好，虽然还可以更好。最近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让无数科技学者感到欢欣鼓舞。新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并从中获得相应的回报，科研成果转化自此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依据，大多数高校对此的态度由过去的"不鼓励、不支持、不反对"转化为"明确不反对"，当然我希望看到有一天这种态度变成明确支持，明确鼓励，明确赞同。
无论是社会观念和还是政府政策，中国创业生态正在经历全面的改善和升级。上个月我去北大演讲，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大学生以往的职业选择鄙视链是去投行的瞧不起去咨询公司的，去咨询公司的瞧不起四大的，四大的瞧不起做快销的。他问创业者在鄙视链的什么位置?
在我回国加入新东方的 90 年代，创业者绝对是在鄙视链的最底层。但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真格基金和零点调查做了一个创业者调研，84%的创业者都表示即使创业失败也是值得的，64%的创业者认为即使创业失败再去就业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最有意思的是创业者在创业后异性缘大幅度增长。可见创业者已经到了职业鄙视链的最高端。
职业鄙视链在过去这几年发生的大逆转，背后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意义极为深远的变化。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其实我们正在做一件事，就是中国站在新起点上，中国青年人正站在如同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那样的重大节点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崭新的时代，崭新的机会，机会永远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有你的想法和犹豫。创业对个体来说，相当于一次伟大的解放实验，一次伟大的个人命运的革命。创业创新使得每个人都能通过勇敢顽强的奋斗，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
2006 年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人 Thomas Friedman，对于中国当时建立“创新国家”的新战略表示质疑，他在一篇评论里写道：“你知道，总是说英国掌控了 19 世纪，美国掌控了 20 世纪，而中国将要成为21世纪的霸主。我们完了。抱歉，我可没准备好把 21 世纪交给中国。”
而十年之后，纽约时报的科技记者 Paul Mozur 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走在移动科技的前沿，而不是硅谷”。而中国不仅仅只在移动科技这一个领域抢占了先机。美国白宫这个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论文发表数量，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这些是高质量、为学界所引用的论文。说明在这个未来注定会影响人类命运的领域中，中国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突破性潜力。
读Elon Musk传记：我们更应该要有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悲悯和担忧
最后我想讲一点我最近读书的心得体会。我读 Elon Musk 传记，我发现 80 年代末, 我和 Elon 前后脚来到了加拿大的 Saskatchewan。我所在的城市叫 Saskatoon，有 18 万人;他去的外公住过的城市叫 Swift Current，才 8 千人。比起来，我所在的地方真是个大城市。Saskatchewan 是个农业省份，一般人不会去那儿，除了我和 Elon这种不一般的人。当时 Elon 才 18 岁，而我已经 32 岁。2002 年 Elon Musk 把第二个创业公司 Paypal 卖掉，赚了 1.7 亿美金。紧接着他就把 1 亿美金投入了 SpaceX，7000 万投入了特斯拉，1000 万投入了 SolarCity。
2006 年新东方上市的时候，我其实也处在一个相似的状态。手上握着很多足以创办 SpaceX 的钱，但我却没有像 Elon 那样做出一个特斯拉，或是一个 SpaceX 。我自己会反省，这是为什么?当时我觉得，可能是中国政策不允许吧。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借口。
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我和 Elon 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Elon Musk 他想要做的就是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命运的事，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人类智慧的启蒙做出贡献。而对我来说，谈到能源短缺、气候变暖等等这些世界性的问题，我往往会觉得离我很远。
我在做的事业的确在改变着青年人的命运，我并不妄自菲薄。但就从精神意识和价值追求的角度，我是在为困顿的学生代言，而 Elon 在替困窘的人类担忧。两种追求，也许谈不上谁对谁错，或者，它们反映了中美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但如果中国真的要走向世界前沿，中国创业者如果真的要缔造世界级的公司，我们就不仅仅要有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追求，对金钱与成功的追求，我们更应该要有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悲悯和担忧，要有对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乃至浩瀚宇宙中的位置更加深邃和超前的思考。唯有我们的精神高度上升到了这里，我们才能在创业创新的银河系里，与世界最璀璨的明星争辉。
中国创新创业的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围绕创业创新，我们需要社会对此的认知升级、创业者对创业的行知升级和政府对创业政策的政知升级，但可能我们最需要的还不仅是这些。在人工智能必将代替大部分人类工作，生命科学必将极大延长人类寿命的黎明时刻，我们要有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的整体思考和关注。中国创新需要新思想的注入以及新的精神力量的激发，从而为我们的创业创新事业带来新的原动力。
【徐小平：要为创业者拆除“三知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