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fenlezhuancy绍兴纺企破产给了我们哪些警示?
仅仅一个月时间，在中国纺织行业最负盛名的华联三鑫、浙江纵横、江龙控股及其关联企业相继陷入风雨飘摇——整个绍兴为此如坐针毡。面对这场有可能继续蔓延的企业危机，这个纺织之城的管理者是否能够妙手回春？
对于浙江江龙集团的供货商张玉来说，今天的绍兴已不仅仅是乌篷船、毡帽、黄酒和鲁迅笔下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了。5年以前，正是这些诗意的风情和纺织业的繁荣景象把张玉吸引到了这个中国的纺织重镇，并在纺织品贸易中大显身手，短短的几年时间就积累了足可引以自豪的一笔财富。可去年10月份，随着江龙集团的倒掉，几乎让张玉倾家荡产——其数百万元的货款都压在了江龙集团，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介入，这一大笔钱很可能将化为乌有。
年近40的张玉说：“真没想到，这么大的企业说倒就倒了，而且在绍兴倒掉的大企业还不止一家。”
非正常死亡之痛
“几个月以前，绍兴的企业真是危机四伏。绍兴纺织业外贸依存度很高，比较早地经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受到的打击也相对较大。”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告诉《法人》记者，除了江龙集团的老板陶寿龙夫妇逃跑、公司关门，浙江纵横集团、上市公司华联三鑫也因为资金链断裂，风雨飘摇，为数不少的关联企业也随之陷入困境。
绍兴市市长钱建民对此也公开表达了他的急切和焦虑。直到今年第一季度，绍兴经济整体上仍然处于下行区间，延续了去年以来的缓慢增速。去年1至11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878.48亿元，同比增长12.4%，比上年同期回落13个百分点，增速滑向浙江省倒数第二。作为绍兴支柱产业的纺织业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不仅企业亏损面扩大，其增速也从2007年年底的20%回落到2008年年底的9.7%。
“一些企业的破产引起连锁反应，牵制了市委、市政府、有关县(市、区)和部门大量的工作精力，我们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钱建民说。
绍兴市经贸委的有关资料显示，江龙控股集团是一家集纺织、印染、服装、贸易于一体的大型纺织企业，其规模在全国同行业内都屈指可数。在老板陶寿龙出逃以前，有总资产22亿元，员工4000多人，2007年销售额就达20亿元。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的后果同样也是灾难性的。据负责江龙集团资产重组案的法官介绍，江龙集团仅仅银行贷款就有12.09亿元，社会性借款9.1亿元，牵涉担保企业十几家，涉及470家供货商及货款2亿多元。有目击者描述，传出江龙停产的那几天，到江龙要债的债权人排起了长龙，整个厂区被堵得水泄不通。
与江龙相继倒下的浙江纵横集团同样“死”得惊心动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纵横集团的老板袁柏仁以70亿元身家登上2008胡润百富榜之后，即因财务危机而被监视居住，而这中间仅仅相隔18天。有资料显示，纵横控股集团创建于1995年，以生产聚酯化纤起家，2007年实现工业主营业务收入87.05亿元，涉足化工、差别化纤维、金融、能源、房地产等多个产业，发展范围遍及四川、重庆、天津、湖北、安徽等省市，有集团控股公司一家，工业企业6家，地产企业1家，投资公司及其他企业3家，总注册资金21.54亿元。
“这些大企业出问题，对自身的毁灭性打击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是，绍兴企业间那个纠缠不清的担保网，就像多米诺骨牌，它冲击的是一大片企业。”一位熟悉绍兴担保业的人士说，尽管生产企业间进行互相担保在江浙其他地方同样盛行，但在绍兴这个方面更为突出，企业做大之后，各家企业之间通过互保来获得更多扩张亟需的资金已经成为一条捷径——这很像是绍兴民营企业的成年礼。
绍兴市担保行业协会秘书长施桂林表示，要给像华联三鑫这样的大型企业作担保，都是上亿的，1000万以下根本不入眼。事实上，华联控股(4.19,0.09,2.20%)2008年6月12日关于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报告书也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07年底，华联三鑫公司对外互保合计19.4亿元，其中与浙江精工建设集团、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浙江赐富集团互保金额分别为6.7亿元、5亿元、7.25亿元。
有人曾把绍兴描写为“一块布托起的城市”，这种说法虽然忽略了绍兴令人神往的水乡文化，却是纺织业之于绍兴举足轻重的一个明证。来自绍兴市经贸委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市共有大小纺织企业6.2万家，全年完成销售收入2812亿元。纺织业从业人员达43.8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52%，而这还仅为规模以上的纺织企业，规模以下的企业，从业人员也有20多万人。与此同时，为纺织服务的三产企业职工总人数超过100万人。
面对龙头纺织企业接踵而至的困境，历史悠久的绍兴也许没有理由惊慌，不过也没有时间只依赖纺织业收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救谁或者怎么救
“小企业出了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大企业出了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坦承，华联三鑫、浙江纵横、江龙集团这些大企业出问题之后，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浙江省副省长陈敏尔、省委秘书长李强都深入绍兴的企业进行调研，绍兴市委、市政府、总工会、银行等部门迅速组成为企业解困领导小组，着手解决堆积如山的棘手问题。
作为绍兴县企业解困小组成员之一，绍兴县人民检察院王检察长向《法人》记者透露，自从去年10月份一些大企业出问题之后，整个小组成员都很少睡过安稳觉，县政府大楼的灯通常是彻夜亮着的，政府各个部门都感到有压力。
“如何为企业解困，在一开始作出决策并不容易。”王检察长说，针对不同的企业，是进行债务重组还是破产清算？是把问题企业全部纳入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还是从实际出发灵活变通？是向困境中的企业注入资金还是实施休克疗法？是注重公正还是注重效率？等等，都是非常艰难的抉择。
共识最终还是形成：坚持“两保一严”的整体工作思路——确保生产稳定，确保社会稳定，严肃追究法律责任，打击经济犯罪。在具体解困过程中，处理原则是“政府政策扶持一点，担保企业剥离一点，债权银行让利一点，社会个人承担一点。”
因为炒作期货导致巨亏数亿的华联三鑫显然是最早得到政府救助的。根据接近绍兴市企业解困小组的人士分析，华联三鑫是纺织行业的上游企业，一旦出什么问题，整个下游企业都会受到拖累，这一点政府是必须要保的。另外一点，大名鼎鼎的华西村也是华联三鑫的大股东之一，涉及到两个省的经济合作问题，两地政府都相当重视。2008年10月15日，在江苏华西集团表示无意接盘华联三鑫之后，绍兴县政府立即启动第二套方案，由浙江远东化纤集团和绍兴县一家国资平台公司(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公司)联手出资15亿元入主华联三鑫。《法人》记者在绍兴采访期间了解到，华联三鑫目前运营正常。有知情人士透露，华联三鑫完全恢复元气显然需要时间，但在当地政府看来，仍然不失为政府救助企业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范。
浙江省委政研室一位专家对地方政府能否处置好在绍兴无处不在的企业担保链，仍然表示担心。他认为，企业互保的潜规则实在是太可怕了，它不只是将企业自身置于危险境地，也使银行面临巨大风险。他感叹说，温州是高利贷，绍兴是互保，高利贷是一家企业垮掉就算了，绍兴是一家企业死了，大家都受到牵连，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绍兴一些纺织企业停产、关门，大都是因为资金链出了问题，而造成资金链出问题的，又往往是因为过度扩张、过度投机，所以政府在救助企业的时候，也会充分考虑这个问题。”绍兴市经贸委一位官员说，纵横集团就属于盲目求大、负债过多的一个案例。纵横集团一度与银行界的关系相当密切，其老板袁柏仁在银行拿到钱后，就立即投向资金密集型行业，譬如，钢铁、电力、房地产：2003年初，纵横集团在河北邯郸建设了年产250万吨的中宽带轧钢项目；同年8月，又出资65%和湖北巴东电力公司共同建设沿渡河流梯级电站，该电站总投资达11亿元；也就是在这一年，还成立房地产公司，开发绍兴袍江“财富中心”项目；并且拥有三峡银行、绍兴市商业银行等数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股份。
如此多元化的投资的确让绍兴市政府头疼不已。在纵横集团搁浅之后，绍兴市政府不得不专门成立了“纵横集团解困重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生产保障组、债权债务核查组、信访维稳组、债权债务处置组和重组洽谈5个专项工作组。据说，5大工作组名单，分别由市里26位领导一线亲自操刀，这是自去年底以来绍兴各级政府对危机企业拯救力度最大的一次行动。
“政府不管如何救助企业，但要守住法律的底线。”绍兴县人民检察院王检察长告诉《法人》记者，“两保一严”的工作思路说说很轻松，执行起来却非常不容易，对于司法部门来说，更考验司法智慧。据他介绍，针对去年以来发生的数起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涉企事件，检察院及时成立了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做到“六个不轻易”：不轻易扩大案件的知情面，不轻易传唤企业公司经营管理者，不轻易查封、冻结企业账目和银行账户，不轻易追缴涉及企业的生产经营物款，不轻易报道有损企业形象和声誉的案件，不轻易开警车、拉警笛去企业调查取证。
据说，由绍兴县检察院总结的这“六个不轻易”在企业界赢得了广泛赞誉。
围绕这一“救助企业”理念，记者在绍兴采访期间还真听到一个“法能容情”的故事。单某曾经担任嵊州市(属绍兴市管辖)鑫利达集团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他利用私刻的公司印章和其母亲史某(现法人代表)的私章，以企业名义向多人借款3500余万元，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而被刑事拘留。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后，调查认为单某作为曾经的法人代表，又与史某是母子关系，本案中私刻公司印章危害性不大，于是建议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并通过协调使史某认可借款，订立还款协议，从而使这个家族性企业避免因诉讼风波导致破产，也避免了更多员工丢掉饭碗。
司法救助的一次尝试
“在政府为企业解困过程中，借助司法救助是完全有可能的。”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青年法官说，绍兴中院在江龙集团债权受理执行中，依法积极稳妥地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资产重组，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位青年法官从前所未有的江龙重组案中刚刚脱身，几个月来的疲惫仍然留在脸上。他很自豪地提及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对这一案例处置的高度评价。齐奇认为，江龙系列案件集中管辖，顺利审结，干得漂亮，体现绍兴中院能动司法、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和司法智慧，值得各地法院借鉴。
据这位青年法官介绍，2008年10月初，受世界金融风暴影响，作为绍兴市较大规模的印染企业之一的江龙集团爆发债务危机，资金链断裂造成企业停产，而公司董事长陶寿龙夫妇10月3日仓惶出逃，4日被发现，6日企业全面停产，债权人多方追讨无果。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可谓临危受命，在“江龙”危机凸现后就介入“江龙”的解困工作，协助做好江龙集团全部资产保全、职工工资偿付等工作。同时，及时积极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争取集中管辖权。
江龙集团涉及的银行贷款和社会性贷款数额巨大，仅被拖欠货款的供应商就有470多家，全部涉案金额达20亿余元，涉案标的之大是绍兴中院从未遇到过的。尤其是“江龙案”牵涉的担保企业多达10多家，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企业本身风雨飘摇，抵抗力下降，如何实现“保稳促调”，30多名参与本案的法官和干警面临巨大的挑战。经过深入调查和讨论，“依法确认债权，拍卖企业资产，依法平等清偿，实现资产重组”的“江龙模式”很快初显端倪。
根据浙江省高院集中管辖的通知要求时间，2008年11月下旬，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现了诉讼高潮，外地法院已受理的案件移了过来，债权人也蜂拥而至，审判大楼的院子里前所未有的热闹非凡，车子停满了偌大的南门广场，而立案大厅几乎人满为患，人们脸色凝重，行色匆匆。由于担心自己的债权得不到充分保护，不少供货商债权人私下里结成“同盟”，有的不愿意起诉，或者起诉的又要求撤诉，还有的提出了破产申请。江龙案件中，供货商占到了债权人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果他们“不配合”，就会直接影响江龙案件的审理。不仅按时审结成了问题，清算重组也会受到阻碍。
于是，绍兴中院法官针对供货商的抵触情绪“对症下药”，承诺“最大限度地维护各债权人特别是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几个回合下来，僵局破除。
据专案组统计，迄今完成了739件案件的债权确认审理和767件案件的执行兑现，“江龙”全部资产经过评估拍卖顺利实现资产重组，基本完成债务清偿工作。
有关专家认为，江龙集团的成功清算重组，是绍兴市乃至全省以清算式重组方式解救危困企业的第一例。其价值首先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金融安全—— 一方面对设定有抵押的银行债权，通过诉讼程序在抵押财产范围内优先受偿得以全额支持；另一方面，对未设定抵押的8亿元银行债权，不通过诉讼程序，由担保企业或重组企业承担，再以政府给予这些企业相应的政策扶持得以补偿，既使银行的债权有了着落，又有效防止了担保链的断裂，维护了区域金融安全。
其次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生产力。选择清算式重组，在操作上可以灵活高效，能够使江龙集团的资产在更短时间内通过资产重组恢复生产，并尽可能减少对担保企业的不利影响，比较有效地阻止了企业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三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稳定。江龙集团的清算重组，既涉及数千企业职工及数千万元工资，又涉及数百债权人和10多亿元债权，处置不善，极易造成社会动荡。江龙事件刚刚发生，就由政府出面筹措资金，解决数千职工的工资问题，同时，由法院配合政府共同做好所有关联企业的资产清查工作，加强对相关财产的监管，防止诉讼期间资产流失，为确保清算重组方案的顺利实施打下了良好基础。